“平分天四序，最苦是炎蒸。”入伏以来，不少地方已经进入“蒸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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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天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期。这个时候，“患衽席之焚灼”，令人深感“欲避之而无方”。然而，“天候，特别是酷暑、极寒和暴雨雪等极端天候是一面镜子。”在古人看来，酷暑能“验君子之心性”，可“增马夫之脚力”。而对于征战沙场的军人来讲，酷暑则意味着更多：可“映职守”，可“砺刀锋”，也可“见韬略”。

因此，古今中外许多著名的军事将领，都注重把天时气象纳入运筹谋划，把“灼天烫地”作为宏施韬略的舞台。比如，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兵书《六韬》指出，“暑热，马卒困乏之时，亦用兵佳时也。”法国军事家若米尼在《战争艺术概论》中写道：“对高温这样的天气，卓越的指挥官总是会巧妙地加以利用。”刘伯承元帅曾这样教育指挥员：“打仗时，炎炎烈日是老天爷赐给你的机会。指挥员就是要让它成为自己的帮手，让它成为敌人的对手。”

“一计之出，可以倾覆百万师；一谋之就，孤军亦可以制胜。”历史上，善把酷暑当帮手而取得胜利的指挥员，无不是“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的谋略高手。

公元634年8月，唐军将领薛万彻在一次率军攻打突厥时，命令部队“午时过，十兵诱扰之。敌出尔，吾兵阻原反（返），令敌出迢迢而饥困，乃攻之。”唐军“伏而击之，大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充分利用了“日光平午见，雾气半天蒸”的天候。

“这是我们的一个秘密，那就是很好利用了那里让我们同样叫苦的沙漠大热天。”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曾在回忆指挥北非作战的情况时说，盟军研究了德意军队在这里的出动规律，高温对他们装甲和人员的影响，“就选择在高温和沙漠对他们最为不利的时候发起战斗”。

“火炉抗战”，指的是1938年的武汉会战。这次战役是名副其实的“高温下的战役”。当时，中国军队把高温作为武器，最大限度“杀伤”日寇，取得良好效果。根据日方资料，整个武汉会战中，因高温造成的日军减员，甚至超过其与中国军队作战而造成的战斗伤亡。

“谋略是对渊博知识的运用。”那些关键时刻“计上心来”的战将，假手于酷暑，挽狂澜于既倒、救三军于危亡，正是得益于他们对酷暑天气的巧妙利用。

当年所向披靡的罗马军团是如何覆灭的？《罗马帝国史》里的这段话或许是一个答案：早期的罗马军团能够全副武装在非洲的烈日下连续行军而士气高昂，而后期的罗马军团即使在日耳曼凉爽的气候下仍不停抱怨头盔和盾牌太重，终致一度坚韧勇敢的罗马军团走向衰落。

开国上将许世友指出：“练兵就要练吃苦耐劳，在寒天、热天都能打仗，才有战斗力。”前不久，某部个别班排降低训练标准，刻意选在树荫下训练。该部领导发现后，对这一做法及时叫停，并鼓励战士克服困难、挑战自我，不断磨砺意志和血性。随后，还把这样一首小诗发在了部队公众号：躲进树荫虽凉爽，打仗岂能畏骄阳？酷暑正是练兵日，热血男儿当自强。

“没有士兵过硬的素质，再好的谋略也会落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三伏，军人不仅不能“伏”，还应把酷暑天作为锤炼意志品质的“淬剑炉”、提高部队战斗力的“磨刀石”、摸清人员和装备耐热底数的“审计师”。当然，高温条件下训练，更要科学合理地安排好课目、时间、频次，确保不损害官兵的身心健康，引导官兵把酷暑当作铸剑的高炉，在千锤百炼中把自己锻造成一柄令敌人胆寒的利剑，全方位提高酷热条件下的胜战本领。

（作者单位：陆军边海防学院图书馆）（刘 阳）